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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壯麗70年征文】鏡頭中的故事

      編輯:袁平凡
      字體:
      發布時間:2019-07-30 11:12:35

      ○賀茂棠

      前幾年,整理舊書時發現了一張夾雜在書本中的黑白照片,小一寸半身娃娃臉。仔細端詳,啊,這不就是小時候的我嗎?而且是自己未被火藥燒傷前臉面無疤無痕的照片。

      這張小小照片勾起了我對兒時的回憶。15歲的我,穿著父親為我打的邊耳草鞋,背著母親為我煮的黃豆醬個兒,從柳林洪坪順著堵河步行三天到田家中學讀書。開始膽子很小,每天只敢從寢室門到教室門。日子一長,也就漸漸熟悉了這里的環境,膽子也就自然大了。有一個星期天做完課外作業,獨自去北壩街上看熱鬧,走著走著,發現十字街口有一家照相館,木板房,很簡陋。店中撐起一個三角木架,上面搭著一塊大紅布。木架前站著一男一女,估計是拍結婚照。約莫50出頭的照相師傅從里間走出,手拿一個方形木夾子,“咔嚓”一聲塞進了架子里面。師傅右手拿著一個有連線的橡皮球,左手向那一男一女揮一揮,“靠攏點,笑笑!”橡皮球一捏,一道亮光閃過,揮手示意,“照好了”。我依著板門看的出神:“奇妙,原來當兵人寄回家的照片,就是這樣照成的啊!”那師傅說:“小伙兒,要照像嗎?”我嗯嗯:“看看稀奇,過幾天來照。”因為身無半文。

      為實現“過幾天來照”的愿望,我就在學校吃飯上打主意,每頓克扣一兩飯票一分菜票,一分一分的攢,半個月就湊齊了照像錢,那時照個黑白半身像才幾毛錢。這就是這張半身照片的來歷。

      第一次看到照相,第一次看到自己在照片上的模樣。那個紅布遮蓋的木架子里面到底有啥秘密?要是將來自己有一架照相機?攝影遐想在腦海里萌發。

      初中畢業,我沒有圓大學夢,回家鄉當起了民辦老師。當時我所在的學校紅衛大隊,是洪坪公社農業學大寨領導蹲點的樣板。大隊刷標語、辦墻報,駐村領導把我當人才使用,自然也與他們拉近了距離。有一次,洪坪公社黨委書記熊立功陪同他的高中老師、縣文化館長冀林祥來拍攝學大寨典型,讓我隨同款包包,我暗自好高興,仿佛個子高了一大截。我款著冀館長的包包奔前跑后,他一會兒要換膠圈,一會兒要用閃光燈。看到他拿的相機是個方形盒子,上面刻著“海鷗”字樣,與那木架子座機相比顯得小巧靈活多了。冀館長瞇起眼睛,轉動相機搖把,按動快門,“咔嚓、咔嚓”,學習“毛選”的、八個人抬大石頭的、背包谷籃子的……足足拍了一上午。他那一招一式,折服的我羨慕不已。午飯時,熊書記介紹了我的情況,冀館長很是平易近人,問長問短,讓我看看他的照相機,講一些攝影的知識,還承諾縣里辦攝影培訓班時讓我參加學習。

      冀館長成了我攝影的啟蒙老師,點燃了我的攝影夢想。

      當民辦老師工資低得可憐,省吃儉用,買了一臺海鷗203型折疊相機。我愛不釋手,一有時間就在掰弄,說明書翻成了油渣子。

      攝影是個系統活。膠片機時代,拍照、沖卷、暗房洗印等工序繁雜。僅顯影、定影化學藥劑就有五、六種,配藥時稍有毫克誤差就會壞事。暗盒里的膠圈見到白光就會報廢,拍的再好一旦曝光就什么影像也沒有了。記得那年冬天,我剛開始學習沖洗膠圈時,在明處練得好好的,可兩只手伸進暗房袋里,向顯影罐卡槽里上膠片,怎么擰都裝不上,急的滿頭大汗也無濟于事。

      還有一件出洋相的事,說來見笑。有一天下午,公社辦公室送來急信,說太陽灣一塊大石頭上出現了反動標語,要我趕快去照下來。順著堵河羊腸小道一個多小時趕到太陽灣三塊石,那里有位生產大隊干部等候。果然路里邊大石壁上粉筆字清晰醒目。我用不同焦距、不同光圈拍了幾十張,生怕不保險,完不成這項政治任務。

      太陽落山時回到學校,速急配制藥水沖膠圈。按常規D72顯影液、酸性定影液攝氏20度,顯影、定影各12分鐘就行。我死死盯著滴滴答答的時鐘,生怕看錯。按照水洗、顯影、再水洗、定影走完程序,迫不及待地打開顯影罐,取出膠圈對著光亮,“啊!”白板一塊,一個字影也沒有,頓時讓人暈了。仔細看看裝藥水的瓶子,才知道把定影液當成顯影液使用了,簡直是丟人現眼。

      咋辦?第二天要去公社交差,交不上就是政治態度問題。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滾了大半夜,恨夜晚怎么那么長。次日天沒亮就打著手電筒,不聲不響重奔太陽灣,悄悄補照,好在字跡清晰依舊。后來去公社交送照片時領導夸獎任務完成的好,可他哪知道暗中的曲折和苦衷,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口哦。

      70年代末,改行進入鄉文化站,添置了當時比較時髦的海鷗4A搖把雙反相機,跟當年冀館長那臺一模一樣,興奮得我幾天幾夜不能平靜。參加縣里攝影培訓,比較系統地學習了照相機成像原理、光圈與快門的關系、照片暗房制作等。有一天下大雪,老師讓大家自由外出試拍。當時得勝文化站龔元生約上他老鄉在縣志辦工作的袁修簡,他50來歲,穿一件黑色毛呢大衣,身材筆直,風流才子派頭。袁修簡告訴說,毛呢大衣很珍貴,父親袁白濤繪畫、篆刻大師,很有名氣,這是他留給自己的唯一紀念物,頓時我們肅然起敬。在堵河大橋上,我們交替披上他的大衣,按照老師講的遠景、中景、特寫、高速、慢門等技巧,又是合影,又是單照。照片洗出來后,慢門下黑色大衣上留下雪花長長的影子,或一朵朵夢幻小花。哦,這就是攝影的魅力與快樂所在。

      在文化站工作時,照相機就是宣傳的武器。手中的海鷗雙反相機換成了DF海鷗單反相機,“120”膠圈變成了“135”膠圈。櫥窗里展出本土人文趣事、山水風光,老百姓看到自己的模樣高興的合不攏嘴巴。每逢鄉里重大活動都要上躥下跳,忙于拍照展覽。在膠片相機時代,只會按快門,不懂暗房技術是搞不成的,只會玩數碼相機者未必知道傳統暗房照片制作過程的奧妙與樂趣。

      有一年,鄉里三級干部會晚上趕制放大照片,一位喜歡留影照相的年青女孩要求看看照片是咋出來的。一個小小簡易的暗房,一臺放大機、三個顯影、水洗、定影的盤子、一盞用紅紙裹著的昏暗燈光,兩個人在里面根本打不開轉身,何況是一位女孩,哪好意思,但她堅持要見識見識。暗房里靜悄悄,只有放大機微弱的電流聲、兩個人的呼吸聲,還有女孩身上溢出的淡淡清香。我把底片夾插入放大機,底片上的景物經光線投射到相紙上,精確調焦后開啟白燈對相紙曝光,然后把相紙放在顯影盤里,用竹夾子輕輕擺動,人的頭發、眉毛、眼睛、鼻孔漸漸顯現,仿佛離你越來越近,看上去還真有些恐懼感。那女孩被這情景大嚇一跳,“啊”的一聲幾乎歪倒在我的身上,弄得我半天緩不過神來。后來她看到照片顯現是先濃后淡的規律后,感覺特別有趣味,要求當個助手。按照我操作示范的套路,她右手捏著夾子不停地擺弄顯影盤子里的相紙,嘴上不時地詢問相紙上人物明暗反差要得嗎?夾起顯影后的相紙在清水盤里浸洗幾下,然后放入定影盤,再經過漂洗、烘干、裁邊,他都干得還怪熟嫻。俗話說,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不到3個小時,一個會議40多幅大照片就這樣誕生了,免去了我一個人獨守暗房苦熬通宵的寂寞。

      1984年,熊琨老師引薦,文化局一張調令傳我進城。習慣了柳林山山水水生活的我,磨嘰了幾個月,終因拗不過個人服從組織進了縣城,先后在縣文化館、縣移民局就職。不能走到哪里,我就堅守一條,不丟攝影愛好。總是配合單位工作找到攝影平臺,發揮攝影一技之長,宣傳單位形象,領導豈有不高興的?

      1990冬,縣移民指揮部選調一名筆桿子,不知咋的想到了我。我說,“我是文化專招干部不能調動。”“只要你考試過關,我們有辦法。”縣移民指揮部領導有把握的說。沒過幾天,縣移指揮部邀請縣四大家領導到黃龍庫區視察,臨時協商我隨同寫點稿子,拍點照片,發點新聞。四天下來膠圈拍了十多圈,文字記了小半本。一回城就趕緊沖圈、放大,編寫說明,連續幾天不停地向《鄖陽報》寄送。心想:“管它用不用,是銅是鐵試它一烙鐵。”說來也真是神了,那半個月內“鄖陽報”幾乎每天刊發,不是照片,就是文字,高峰期一天見報3篇。有一天接到一個陌生電話:“怎么鄖陽報光發你的照片,有啥關系啊?”這話問的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。

      半月過去了,有一日,一輛吉普車停在文化館大門口,走下一位自稱是移民指揮部“左會計”的中年男子找到我說:“范指揮找你有事。”我說:“進屋喝口水。”他說:“莫客氣,今后有機會。”我隨即坐進吉普車上北大街進了移民指揮部,一眼望去單位很氣派。心想:“怪不得不少人說移民指揮部是肥窩子嘞。”進了范興中指揮長辦公室,他開門見山的說:“你娃子,柳林人,還不錯嘛。”我點點頭說:“柳林人老實不中用。”“你被我們選中了,考試那道關口就免了,明天就來報到上班。文化局那邊已說好了,調動手續的事你就不用管。”我站起身,抱拳連說了兩聲謝謝,表白了一番決心。走出移民局大門,心里琢磨道:“攝影這玩意兒真還幫了我的大忙,這個愛好沒白費”。

      在庫區奔走,在移民家過大年,用相機見證黃龍灘、潘口、龍背灣水電站移民搬遷的滄桑歲月,記錄移民群眾的淚與笑,記錄移民干部的汗水和成果,這是我的職責和愛好所在。

      2007年啟動潘口水電站移民大搬遷,歷史上有名的“官渡府、峪口縣、田家壩金鑾寶殿”將沉入水底。電站建設要淹沒3個鄉鎮,2萬多人口。我是一名移民工作者,自然要奔赴一線戰場。當年11月的一天,我背著照相機、攝像機到田家壩鎮南壩村一移民戶的房子里報到,這就是潘口水電站移民指揮部所在地。

      “移民搬遷號稱天下第一難”。這話真還不假,剛開始動員搬遷,移民有抵觸情緒,因而發生了2008年2月12日千人集中上訪圍堵移民指揮部的事件。當時有一位老人發現我在拍攝鬧事現場,就一步上前封住我的領口,扯破我的衣服,“你這個東西不是個好家伙,光照好的,不為老百姓說話。”在那種情況下,我只能一聲不吭,默默忍受。后來我訪問到哪位老人家,與他拉家常,講移民安置政策,講新集鎮建起的美好前景,還在他老屋前拍下他們家的合影照。這樣一來二往,我與他交成了朋友,他家插秧那天硬是把我拽去對飲了兩碗栽秧酒。

      2008年2月27日,田家壩鎮黃金梁子上的占地移民要率先后靠過渡房,為新集鎮開挖場平騰地基。當時有一戶李姓移民,他是從高山二神寨搬遷到黃金梁子沒兩年,現在又要搬遷,很是不情愿。就在他搬家這天,我拿著照相機記錄,老李發脾氣了,“希求罕你照!”他憤怒地要砸我的相機。我當時只好立即收起照相機,幫他抬桌子扛板凳,來回搬了好幾趟,讓他的氣消了,并表示歉意說,“不要你搞了,你想咋照就咋照吧!”

      2008年“5?12”大地震那天,中午時分,移民指揮部房屋有點晃動,警覺的同志馬上意識到地震了,紛紛開始下樓。夏樹應指揮長說:“老賀,快下去,地震了!”我趕忙收拾好攝影器材,最后一個跑下樓,大家互相打量,每個人都是兩手空空,唯有我全副武裝,脖子上掛的又是照相機又是攝像機。副指揮長楊金鑾說,“老賀,要是地震發大了,這些家伙能比你的命還值錢嗎?”我笑笑,“你還別說,這些家伙我看的跟我的命一樣珍貴,它是公家兩三萬的財產不說,我也就靠它們才能發揮我的作用嘞!”

      我把手中的攝影器材當做我做移民工作的勞動工具,先后留下3萬多幅圖片、1000多條錄像資料,還出版了《夢圓堵河》攝影畫冊。這些珍貴資料成為歷史的永恒,也是我辛勤勞動的結晶。

      社會進步,經濟發展,生活質量提升,攝影進入千家萬戶。我從膠片機玩到數碼機,從卡片機玩到單反機,從傳統機玩到無人機,海鷗、珠江、紅梅、尼康、佳能、索尼、適馬、大疆,換了一茬又一茬,先后燒錢近20萬元,魚眼、廣角、中焦、長焦鏡頭就有10來只。

      記得2007年,陜西省漢中黎坪舉辦人體模特大賽,邀請竹山攝影愛好者參加,我們一吆喝就有八九人報名愿意同往。當時我手中沒有適合拍人像的鏡頭,妻子聽我嘮叨過幾次,就主動問道:“想買個啥鏡頭,得多少錢?”我說:“想買個尼康85的人像定焦頭,恒定1.8光圈的也得將近4000塊呀。”第二天中午妻子下班回來塞給我一把錢說:“我這半年的2000塊獎金湊給你買鏡頭吧,莫還會能增個獎回來哦。”我非常感激妻子的寬懷,每次添買器材她總是想辦法湊錢,說“就算你打牌了、吃煙了。”

      參加賽事回來,妻子說要看看我拍的咋樣。他看到一個個一絲不掛的美女模特照片,沒有半點醋意,還評頭論足地挑剔哪張拍的好看哪張拍的不好看。說來也巧,這只85人像鏡頭還真沒辜負妻子的一片心,三個月后,大賽組委會通知我有三幅作品獲獎,已在網上公示,其中一幅二等獎,獎金4000元,要趕快提交原始文件。后來我領到郵局送來的匯款單,把它交給妻子說,“這個全歸你了,買幾件你喜歡的衣服吧。”我妻子是勤儉持家能手,一分錢要當成兩分錢用,她說,“錢要用在擋槍的地方。”

      攝影,我從中找到了快樂。攝影,鍛煉了我的體魄和毅力。攝影,成就了我人生的價值。我雖然退休了,但對攝影的愛好和追求永遠不會放棄。目前,我正忙于全縣脫貧攻堅易遷699個10戶以上安置點房屋和配套產業的拍照。看到那破爛不堪泥巴老屋推倒了,一排排、一棟棟新房站起來了,新屋里不時傳出歡聲笑語,我無不為之感動,這是多少農民多少代人的夢想啊!我和同伴每天幾乎五點鐘起床,日落西山收工,走遍全縣17個鄉鎮247個行政村,但我們絲毫沒有倦意。因為,記錄脫貧攻堅的壯麗詩篇是攝影人的一份責任,因為,我們對攝影愛的很深很深。

      (作者單位:竹山縣移民服務中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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